普列德斯拉娃

经历

教会普列德斯拉娃的不是兵器，而是河流。

扎鲁布的船不归他们家所有。第聂伯河上的两条大渡船由修道院的庄园掌管，划船的是雇来的人，渡一趟付一趟的钱；普列德斯拉娃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别人的船上干活。暖和的季节几乎天天有活；到了冬天，就修补船只、缆具和船桨，帮商人把大车收拾好准备上路。两个哥哥留在了同样的船上，弟弟早早去了城卫队——那里工钱少些，却是按月发的。

普列德斯拉娃和大家干一样的活，总被安排到需要长久坚持的地方：别人干一阵就要找人替换的活，她能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。她平衡感好，很快就学会了用桨，能在水里或摇晃的甲板上一站好几个小时，把沉重的船引靠到岸边。

父亲教给她的不是力气。要感觉到重量会往哪儿去。什么时候松开绳子。什么时候往旁边迈一步。什么时候不去正面对抗水流，而是让水流自己把船转到需要的方向。后来普列德斯拉娃说，战斗中一切要紧的东西，她都是在河上学会的：力量几乎从不恰好落在你预料的地方，而且完全不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挡住它。

她十九岁那年，一小伙盗匪来到渡口：他们知道那天要把商人的大车渡过河，便想趁机劫持岸上的人。附近没有像样的守卫。普列德斯拉娃抓起了弟弟的圆盾——那是他值完夜班后留在家里的。

她几乎不会用盾。第一击差点把盾从她手里打飞。第二击她接得好些。到第三击时，她没有去硬挡对手的兵器，而是把盾一转，让这一击滑向一旁——成了。当时她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做对了什么。她只记住了那种感觉。

最终，车队里的人把进攻者赶走了。普列德斯拉娃肩上被砍了一道口子，但那天她家里没有一个人死去。此后，弟弟开始更认真地教她：他当老师很平庸，当战士更差，但他认识一些比他懂得多的人。

她学得很古怪。别人想学的是打得更狠；普列德斯拉娃想弄明白的是，怎样让一击根本落不到它瞄准的地方。她问对手挥击前怎样转移重心，人几乎总是先迈哪只脚，什么时候该用盾面去接、什么时候该用盾缘，能往旁边挪多远而不把身后的人暴露出来。有一回，一位资深卫兵对她说，她把太多心思花在怎样不挨打上了。普列德斯拉娃回答说，她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。

她试过穿护甲，几乎马上就恨透了它。哪怕是轻装备，也会改变她最习惯的东西：躯干能挪开的距离、短步的轻盈、对自身重量的感觉。更糟的是另一点——穿上护甲，她就开始容许自己犯错。本来她会设法躲开的一击，突然显得可以接受了。本来她会立刻迈出的一步，却拖延了一瞬。普列德斯拉娃很快明白，她想让自己的防御不是建立在挨得住打的本事上，而是建立在不让对方打实的本事上。她的装备里始终没有出现过甲胄。

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大的盾牌，直到用上了重盾。她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她并不心疼的东西：躲在重盾后面，自己很难反压回去。对于上阵线就是为了赢下交锋的人来说，这笔买卖不划算。普列德斯拉娃并不打算赢。大盾不必一直像墙那样举在身前——可以转动它，用盾缘去接，敞开一侧又立刻封住另一侧，逼对手打在那些打了也不起作用的地方。渐渐地，普列德斯拉娃学会了与盾一同移动，仿佛它不是一件独立的物件，而是她身体的一部分。她从不试图正正地用盾中央去接一击：对手出手越重越好，因为猛烈的一击更难挡住，却更容易让它从身边擦过去。

她真正出色的正是这一点。普列德斯拉娃本人并不比别人更结实。只是落到她身上的打击更少。剑从盾上滑开。矛从旁边半掌远的地方穿过。斧子砍进盾缘而不是肩膀。对手已经抡起了兵器，才发现她站的地方和刚才稍稍不同。在旁人看来，这有时像是运气。普列德斯拉娃并不否认；别人管这叫什么，她无所谓。

撒克逊短刀是很久以后才用上的。长剑在大盾旁边需要太多空间，挥斧又逼得她把自己暴露得更多。普列德斯拉娃不需要能迅速取胜的武器。她需要的是不妨碍她做最要紧之事的武器。

她也不求速战速决。只要对手一直待在她面前就够了。他在跟她打，就意味着没在跟别人打。对普列德斯拉娃来说，最糟的不是猛烈的一击，而是一个她看不见了的敌人。

所以她站在原地的时候比看上去要少。横跨一步，前进两步，迅速转到交战的另一端——普列德斯拉娃不断重新调整战局，让危险重新回到盾牌前方。换成更笨重的战士，就得在防御和移动之间二选一；她只需换个位置。

普列德斯拉娃最自在的地方，不是无路可退之处，而是几步就能封住所需方向的地方：城门边、房屋之间、阵列边缘、正被人包抄的同伴身旁。面前的两个敌人，她还挡得住。身后的一个，比那两个都危险。

渡口遇袭几年后，普列德斯拉娃加入了城卫队：在城门边值守，护送征收关税的人，随小队伍沿河巡逻，还几次参与追捕盗匪。

正是在城卫队里，她第一次失去了一个她认为该由自己负责的人。一支小队伍追赶两个逃犯，穿过河岸附近几座废弃的农舍。普列德斯拉娃留下一名年轻卫兵守住两座房子之间的窄道，自己和其他人往前去了。她确信他在那里是安全的。等他们回来时，小伙子已经死了：谁也没发现的第三个袭击者，从后面的院子绕了进来。

普列德斯拉娃在脑子里把那一幕翻来覆去想了很多遍。应该留在他身边。应该检查那个院子。应该派两个人。应该自己站在窄道里。每一次她都能找到新的办法，而没有一个能改变什么。

从那以后，她很难忍受看不清整场交战的处境。战斗中普列德斯拉娃总是不停地回头张望：她必须知道谁站在她身后，也必须知道谁可能绕到那里。重盾对付她看得见的人极其管用。而绕过了她的人，和普列德斯拉娃之间就几乎什么也没有了。

因此，她很少死守战场上的某一格。阵列边缘塌陷了，她就移过去。对手开始包抄，她就把战斗跟着转过去。同伴暴露了，她就设法站到能让威胁重新从正面来的位置。对普列德斯拉娃来说，保护一个人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他面前，而是及时出现在他和危险之间。

同时，她也不允许自己追着每一个威胁扑过去。追一个对手，就可能给另一个让开了路。所以她的战斗几乎总是归结为同一个选择：眼下必须封住哪一个危险，又得把哪一个留给别人。

她拿起飞斧，是因为有些人总想把她从有利的位置上引开。敌人后退几步，身后留出一条好走的路——等着她跟上去。普列德斯拉娃学会了识破这种邀请。现在她可以守在通道口或阵列边缘，用投掷来回应。把盾放下片刻，对她来说比把自己揽下来要掩护的位置托付给别人更容易。

她又在城卫队里干了几年，后来转去护送车队，沿第聂伯河接些短期雇佣：报酬更高，活儿却一样——站到危险和付钱的人之间。

把这种矛盾说得最准的是柳芭娃，她们曾几次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柳芭娃需要空间：再多一步，再多一个位置，再多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的机会。普列德斯拉娃需要空间则是出于另一个原因——为了来得及封住那个马上就要变得危险的方向。一个寻找的是不出现在别人等着她的地方的机会。另一个寻找的是恰好及时出现在那里的机会。两人谁也没说服谁，但普列德斯拉娃记住了柳芭娃的一句话：如果真的无路可退，那一定是有人更早就犯了错。她无法同意这句话。也忘不了。

她和拉蒂博尔有着同一个毛病，只是从不同的两面。两人都会揽下没人交给他们的责任。区别在于，他同时会去找一道可以倚仗的命令，而普列德斯拉娃谁的命令也不找——也正因如此，她的错误一个也推不到别人身上。

日常生活中，她耐心而寡言。手很巧，懂绳索、绳结和船；如果营地扎在水边，她几乎总是第一个去查看河岸。她喜欢有条理，却不喜欢为整洁而整洁：东西可以又旧、又满是划痕、又难看，要紧的是能用。盾牌尤其如此——袖子上的破洞她可以好几个小时都注意不到，盾上的皮带坏了却会马上修好。她对人也同样务实，比起头衔，她更看重说到做到的人。

她整个人都体现在这种揽下别人担子的倾向里。身边有人受了伤，普列德斯拉娃几乎会下意识地开始想自己本可以怎样做得不同。计划失败了，她先找自己的错，然后才找别人的。这让她靠得住。同时也让她心力交瘁。

她知道自己的防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界限。盾可能来不及。步子可能迈晚了。对手可能更快。那时，在他的兵器和她的身体之间，没有一层能原谅错误的铁。正因如此，普列德斯拉娃在战斗中几乎从不允许自己松懈。

在别人眼里，她的大盾是保护。在她自己眼里，它是责任。普列德斯拉娃很清楚，一面盾牌不可能护住所有人。可她至今的所作所为，仿佛终有一天能学会似的。